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推进？怎样看待全球化趋势与逆全球化思潮？时值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际，应该怎样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前几天，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主办，中国论坛网、侠客岛、学习小组承办的“中国扩大开放与全球化趋势”的论坛在海外版举行。会上，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指出，中国扩大开放与全球化趋势中，美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基于这一点，过去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和处理中美关系时所积累的三条经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现将其讲话推荐给大家。

贾秀东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中国扩大开放与全球化趋势中的美国因素。

1978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第二天，中美同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两国建交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即启程前往美国访问考察，出发的这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不出远门，当然也可以说“一年于始，万象更新”。仅此一点就表明当时美国因素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

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访美，这些在当时绝不是巧合，而是战略谋划，把搞好对美关系当作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着。

回顾

应该说，从过去40年来看，我们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开放，无论是早期的对美贸易，还是后来的对美投资。我们吸引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技术，大批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大概就30多万，而最近这些年，每年在美留学的人数就有30多万。

所以说，无论是从经贸、投资，还是人员交流方面来说，美国都是我们对外开放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对美开放，相较于对别国，中美之间的互动是最多的，涉及的领域是最广的，相互影响是最大的。这种互动和影响，不仅限于贸易投资领域，还包括国家治理、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

当然，这种相互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最初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这是由两国的国情决定的，由两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全球化浪潮中不同的地位决定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美国是初期全球化的产物，或者说全球化开端的产物。在从15世纪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由此诞生了美国。作为全球化产物的美国，后来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对比之下，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时候，我们刚刚派出了郑和下西洋，而且这个萌芽很快就因为闭关锁国而被掐断，我国接连错失了发展的历史机遇。这一阶段，我国与全球化浪潮几乎隔绝。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背景和驱动力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波全球化，我们吃亏在自我封闭。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大约从1800年代开始，美国顺利赶上了，充分享受并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自我封闭、不知落伍的中国，尝到了苦果，深受伴随这一波全球化的殖民主义之害。美国则借着鸦片战争之机闯入了中国，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中美两国的互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

但这种互动对中国来说是被动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融入全球化，受到西方列强的胁迫和掠夺，充满动荡、战争，当然也开启了民族复兴之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背景和驱动力是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波全球化，我们主要是被动挨打，并试图重新站立起来。

至于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终于有意识地追赶了。虽然底子薄，过去吃过亏，挨过打，错过了前两波全球化，但毕竟最终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这一决定既是形势逼人，形势所迫之下的“被动”开放，也是急起直追决心之下的“自主”开放。“被动”也罢，“自主”也罢，我们最终算是赶上了这波全球化浪潮。

改革开放让中国赶上了全球化的潮流，我们追赶的对象是美国。在对外开放、对美开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我们自主开放，主动开放，积极开放，并且在有些领域呈现后来居上之势。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背景和驱动力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波全球化，几乎与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重叠，我们主要是加速追赶，主动融入，并且某些方面开始引领。

经验

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在我们追赶美国的过程中，在对外开放、对美开放中，中国积累了很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积累了不少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

这与我们这些年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分不开。

首先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做得很好。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核心利益，同时能够在该开放的地方开放，在开放过程中灵活处理各种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分歧。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拉住了美国，同时寻求到了双方最大化的共同利益。

其次是较好地把握住了对美开放的度。对于开放的程度和时间节点，都掌握地很好。尤其是在一些领域的开放，我们主要是以自己的时间表为准，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对美农产品开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然我们有时承受的压力很大，因为美国总是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农产品等诸多领域，对我们要求很高。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对这个度还是把握得非常好的，符合中国的国情，并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非常注意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如果从局部角度考虑，对美的开放或许会对我国特定产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甚至极大地影响国内的就业。但是从全局角度来说，对中国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美两国之间的谈判最为艰苦，在谈判成功的时候，我曾经以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评论中美签署关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的重要意义，现在翻出来读还是很激动的。总而言之，虽然中国经历了不少阵痛期，但是毕竟还是开放了，事实也证明，我们还是做对了。

但是，美国有一些人反悔了。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美国人吃亏了。在他们眼里，美国在全球化中成了最吃亏的一方，中国成了最“占便宜”的一方。这当然不符合实际。40年来，可以说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大的推手。这不正好说明中国加入世贸的决定是正确的，以及对几个原则和矛盾的把握上做得非常好吗？

当然，今天中国扩大开放以及推动全球化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两年，美国屡屡对中国表示不满，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两国间的矛盾很突出。过去美国虽然也会对我们实施一些技术出口控制、限制对美投资等，不过总体上对华态度是积极的，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在收获“入世”果实的同时，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模式等，这让美国很沮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这一趋势，对美国的心理冲击非常大，引发了美国一些人越来越大的焦虑。回顾过去二三十年中美关系，如果因为政治问题影响到了双边关系，美国工商界都会很积极做工作，做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工作，中美经贸关系可以说真正起到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疑虑、防范和牵制都在增加，并且已经落实到政策里面。这一点，从特朗普团队成员分布就能看出来，对华强硬派占了很大一部分，偏向保守和对华持强硬态度的人进入决策层，占了上风，使得那些对华温和、支持对华接触的声音受到了不少牵制。

所以我觉得，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也反映了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而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美间的互动。

应该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整个过程中，美国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今后我们要谋求进一步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进程，美国还将是最大的外部影响力量。简言之，今后我们在强起来过程中，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未来，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可能关系到我们崛起的成败。

应对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应对美国因素？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这没有变，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全部，中国的外交是全方位外交，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一带一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毕竟，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牵制甚至遏制的效果就会越小。

第二点，针对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这场斗争准备，是一定要有的，不过要讲究策略。一方面，要针锋相对，另一方面要注意底线，掌握自己的节奏，不要跟着他们的步伐、他们的舞步起舞，乱了我们自己的步伐。要根据我们自己开放的时间表、路线图走下去。

第三点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现在特朗普天天一惊一乍，以求让自己变得不可预测，借此获取对外打交道的优势。但我们应该对此保持冷静、理性。我们要有充分的战略自信，也要有充分的战略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一方面，我们在经济、军事、科技、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仍有着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扩大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肯定也会产生许多新问题，这种新问题不一定比没开放时问题少，因此需要得到重视。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没有的，也可能是以前不够突出的。这就像过去人们都吃不饱所以都很瘦，但是现在吃好了反而会出现 “三高”问题一样。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研究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有些方面不要步美国的后尘。比如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众所周知，美国的金融和服务业非常强大，但是这也意味着其他很多产业向外转移。事实上，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产业的重要性了。

过去，美国占据产业链最高端，对于中端、低端产业不是特别在意，现在特朗普政府不仅不要保高端产业，他还要中端、低端，希望把制造业也拿回去。中国现在也出现产业的调整，是不是也会出现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有一些产业需要往东南亚转、往西部转，但这怎么来把握？我觉得需要从全球化的利弊考虑，吸取美国的教训。

总而言之，今后美国仍然是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对手，也是影响我们强起来的最大外部因素。但同时，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也非常多。所以我们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今后更好地融入和引领全球化，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把握好、处理好美国因素。